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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的第一部影片

            1938年10月1日,大型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在陜西省的黃帝陵拍攝了第一個鏡頭,揭開了“延安電影團”創作的最新一頁!堆影才c八路軍》由袁牧之編導,吳印咸等攝影。影片拍攝前,袁牧之寫了影片的詳細提綱。提綱一共包括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表現抗日戰爭爆發后,全國各地的進步知識青年,如何通過重重的封鎖線,紛紛前來延安;第二部分介紹延安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面貌;第三部分主要反映八路軍的戰斗生活;最后一部分則又回到延安,描寫從全國各地來的青年怎樣經過學習后,分赴前方各地去工作。影片的主題反映了“天下人心歸延安”的信念。
            上世紀30年代,日本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后,為了記錄下珍貴的歷史資料,在延安成立了延安電影團。電影團成立后,馬上著手拍攝的第一部反映抗戰爆發后全國各地青年沖破險阻奔赴延安、延安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面貌、八路軍的戰斗生活和抵達延安的青年學習及開赴各地工作的情景等內容的影片就是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
            1938年10月1日,電影團攝影隊在陜北中部縣(今黃陵縣)黃帝陵前拍攝了《延安與八路軍》的第一組鏡頭。
            之后,攝制組深入到延安的各個方面去體驗生活,調查研究。在袁牧之搜集資料的時候,攝影師吳印咸帶著徐肖冰在延安城各處考察拍攝場景。按照拍攝提綱的計劃,電影團拍攝完《延安與八路軍》在延安地區的全部素材后,將離開延安到華北敵后根據地進行拍攝。
            1939年1月下旬,延安電影團即將奔赴華北敵后根據地拍攝前夕,毛澤東邀請電影團主要成員袁牧之、吳印咸、徐肖冰到他家做客。毛澤東親切地詢問了電影團的工作情況,風趣地鼓勵大家說“你們現在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不能充分發揮你們的作用和專長,將來勝利以后工作會很多的。比方說,現在拍攝長征就不可能,沒有條件,將來勝利以后你們就有可能拍了。”會見后,毛澤東還留大家在他那里吃了飯。
            1939年1月下旬,電影團成員東渡黃河,進入晉綏抗日根據地。在晉綏根據地,他們拍攝了賀龍、關向應等人在前線視察,以及一二O師三五八旅活動的許多鏡頭。在興縣、臨縣、嵐縣一帶,電影團拍攝了該地區人民群眾支援八路軍作戰的大量資料。拍攝了晉西北地區民兵制造地雷、埋地雷的情況,甚至還拍攝了地雷和石雷的鏡頭。
            到達晉察冀根據地后,聶榮臻建議電影團拍攝白求恩大夫的模范事跡。為此,攝影隊跟隨白求恩從冀西轉戰冀中,前后將近兩個月。包括當白求恩彎著腰、聚精會神地在手術臺上為一個腹部受了重傷的戰士做縫合手術時,吳印咸都及時拍攝。吳印咸拍攝的白求恩大夫的照片,成為中國電影史上的珍貴文獻和中國攝影史上的經典之作。這些珍貴資料。于1962年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編輯成紀錄片《紀念白求恩》,在國內外發行放映。
            1939年12月,袁牧之主持召開了電影團總結會。經過討論,大家最后決定電影團分為兩組進行拍攝一組由吳印咸帶馬似友、魏起攜16毫米攝影機,深入到根據地最艱苦的平西游擊區拍攝;另一組則由李肅帶徐肖冰、吳本立攜35毫米攝影機,到晉東南八路軍總部進行拍攝。
            1940年3月初,袁牧之攜帶在晉察冀根據地拍好的《延安與八路軍》電影底片,從河北省易縣出發返回延安。4月。吳印咸一組回到延安,將拍好的素材交給了袁牧之。鑒于延安不具備電影制作條件。中央決定派遣袁牧之和音樂家冼星海前往蘇聯,完成《延安與八路軍》的后期制作,同時學習考察蘇聯的電影創作經驗。袁牧之等人赴蘇聯之前,毛澤東特意在家里設宴為他們餞行。
            5月4日,袁牧之和冼星海帶著已拍好的《延安與八路軍》部分底片及有關材料離開延安,踏上赴蘇之路。由于國民黨的阻撓,袁牧之和冼星海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滯留了很長一段時間。
            1940年2月,李肅、徐肖冰、吳本立一組來到了晉東南太行山區,在八路軍總部拍攝了朱德、彭德懷、羅瑞卿、左權等八路軍總部高級將領,以及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政委鄧小平等首長和指戰員在前線的活動和戰斗資料。4月初,攝制組接到袁牧之自延安發來的電報,催要在太行地區所拍攝的資料。晉東南攝影組在這時已經完成了預定的拍攝任務,按照袁牧之的要求,準備派李肅和吳本立先期將片子送回去。恰在此時,朱德在4月12日接到中央來電,請他到洛陽見衛立煌后即經西安返回延安。朱德決定讓李、徐兩人隨自己一起行動。一路上。朱德不忘關心電影團和那些膠片?斓铰尻柕臅r候,鑒于洛陽是國民黨占領區,康克清對吳本立說“吳同志,總司令讓你把影片放在他的文件箱子里,以防國民黨特務強行檢查隨行人員。放在他的箱子里,特務是不敢檢查的,這樣就絕對不會失落這部分材料了。”5月17日,朱德一行從洛陽乘火車抵達西安。在朱德和康克清的保護下,李肅、吳本立安全抵達西安,把電影底片交給了袁牧之。
            1940年11月,袁牧之和冼星海到達莫斯科。蘇聯方面很快將《延安與八路軍》的底片全部洗印出來。正當工作接近尾聲時,令人意料不到的事情發生了。1941年6月22日,德國法西斯向蘇聯發動進攻。由于初期戰事失利,蘇聯實行戰略撤退,莫斯科電影制片廠及其他一些電影機構也紛紛向后方撤退。在慌亂的撤退過程中,致使已基本制作好的《延安與八路軍》的底樣片不知去向。袁牧之得到消息后十分焦急,盡最大努力打聽和尋找,最終也沒有消息。
            袁牧之離開延安前,為了膠片的安全,帶走了大部分拍攝好的底片,而一部分內容相近的16毫米底片則留在延安,等待袁牧之到蘇聯后的消息再決定。正是由于他們的明智決定,吳印咸在前線拍攝的部分八路軍歷史資料才得以保留,其中就包括白求恩大夫的寶貴資料。這部分電影資料后來由延安電影團在延安用手工沖洗出來,隨東征縱隊千辛萬苦帶到東北的興山(鶴崗),新中國成立后又被帶到北京保存起來。
          (摘自《人民政協報》馬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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